【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让我们站在这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起点上，主责主业要求我们确保《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城乡建设领域落地见效。
为此，根据《建议》第8节提出的“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和第9节提出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划战略，我们将在本刊公众号上，先围绕“城乡生态”“城镇化”“城市群”“城市经济”等主题，陆续推送“国际城市规划研究经典论文”40篇。这些学术论文的发表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从《一般地方财政支出理论》（1956），到人们耳熟能详的《公地悲剧》（1968），到引起整个城市研究学界思考的《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当前共识》（2005）。我们也会以文摘方式在杂志上刊登其中的一些精彩论述。敬请关注。
同时，请读者对照《建议》提出的相关目标和战略，找出“现代化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走过的弯路，没有绕过的陷阱，留下的惨痛教训，让我们未雨绸缪，亡羊补牢，少走弯路，确保全面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希望这些论文能给城市研究者、规划实践者和学子们以多方位的启迪和借鉴。我们还希望这些论文能够填补一种文献上的缺失。国外十分流行一种把经典论文汇编在一起的“阅读文选”，如《城市设计文选》(Urban Design Reader)，又如“劳特利奇的城市文选系列”（Routledge Urban Reader Series）。但是，因为版权处理上的困难，国内出版社很少引进这类“阅读文选”；学术期刊也很难留出太大空间给这类“再版”文献，这就给我们的读者带来一个缺憾。实际上，发表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生态学》（Journal of Ecology）、《景观与城市规划》（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地理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等国际知名期刊上的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般都经过期刊编辑和同行反复评审，一定具有创新性，而且，常常是“浓缩的”、不带“水分”的。所以，对大量的国内研究者而言，在做研究时，如果没有机会读到这些论文，不能不说缺少了一方重要的“他山之石”。
本系列的译者长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方向的著作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要翻译那些著作的引述部分，包括经典论文的核心论点；还需要阅读那些著作的参考文献，包括那些发表在世界知名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这种多年的积累，让译者一直希望有机会把那些著作中反复引用的论文，在《文摘与引文数据库》（Scopus）相关方向上被引最高的论文，总被引最高的作者的论文，完整、准确和不带学术偏见地译介给读者。实际上，本刊对译者这种愿望的了解可以一直追溯到2004年。当时，本刊为此开辟了一个专栏“经典茶座”，后来，这个专栏改名为“译者随笔”，延续至今。如今，译者老骥伏枥，笔耕不辍，又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为国内的读者奉上“盛宴”。这里谨代表编辑部和广大读者向译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威斯纳和约克（Wiesner & York）在他们论述未来核战争的颇具思想深度的文章末尾，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场军备竞赛的双方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水平日趋降低。经过深思熟虑，我们的职业判断是，无法使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这个困境。如果这些强国仅仅只在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继续寻求解决方法，结果只会是在这个困境中越陷越深。”我希望，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篇文章的主题（核世界中的国家安全）上，而是放在威斯纳和约克所得出的这种结论上，即：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工程技术办法。在专业的和半大众化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含蓄而且普遍地假设，它们有解决那些问题的工程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把一种工程技术手段定义为这样一种办法，只要在自然科学技术上做出变革，而在人的价值或道德观念上做一点点调整，甚至完全不做任何调整。在我们这个时代，工程技术手段深入人心（尽管原先并非如此）。由于原先在预言上屡屡发生错误，所以，人们断言，不可能指望工程技术手段。威斯纳和约克表现出了这种胆略；在一本科学杂志上坚持说，不要期望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找到解决军备竞赛问题的办法。他们谨慎地使用这样的短语，“经过深思熟虑，我们的职业判断是……”，来界定他们的判断。本文并不关心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所关切的是人类问题中某些“无法使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的基本概念，更具体地说，本文要提出和讨论的是以上问题之一。说明这类问题不是子虚乌有并不困难。想想井字棋游戏。“我如何赢井字棋游戏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假设（按照博弈论的约定）对手完全掌握这个游戏，那我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游戏。换一种思路，我们无法使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赋予“赢”这个字一个激进的意义。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对手一拳；我们可以给他下药；或者，我们可以在记录上作弊。按照我们对此方式的直觉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赢”的每一种方式都意味着放弃这场游戏（当然，我们也可以公开放弃这场游戏，拒绝博弈。这是大多数成年人所做的）。我们有很多种“无法使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我的判断是，“人口问题”就是一种“无法使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对人们通常如何思考人口问题做点说明。不带偏见地讲，大部分对人口问题忧心忡忡的人，都在努力找到一种途径，既不放弃他们目前享有的任何一种权益，又避免了人口过剩的灾难。他们认为，海洋养殖或开发新的小麦品种，都可以从工程技术上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这里，我试图说的是，他们寻找的这种方案不存在。人口问题不能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得到解决，人口问题远比赢得一场井字棋游戏的问题要大得多。正如马尔萨斯（Malthus）所说，人口自然地倾向于按几何级数或现在所说的指数增长。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人口的这种自然增长意味着，人均占有世界物品的份额必定会持续减少。我们的世界果真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吗？我们可以为这个有限世界说做解析；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究竟是不是有限的。但是，就下几代人以及我们目前已经预见到的那些技术而言，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在走向不久将来的这段时间里，如果我们不去设想，对陆地上人类人口有效的世界是有限的，人类的悲剧会扩大。“空间”不是世外桃源。有限的世界能够支撑有限的人口，所以，人口增长最终必须等于零（围绕零增长的持续大幅上下波动自不待言）。如果人口增长等于零的条件得到满足，人类的情形会是什么样呢？具体而言，边沁（Bentham）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的目标可以成为现实吗？我们有两个理由说，边沁的这个目标不能成为现实的，这两个理由本身都是自足的。第一个理由是理论上的。数学上不可能同时最大化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 Morgenstern）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不过，有关这个原则的偏微分式的理论内涵，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达朗贝尔（D’Alembert, 1717-1783）。第二个理由直接源于生物学的事实。为了生存，任何一个生物有机体都必须拥有一个能量来源（例如食物）。使用这种能量有两个目的：单纯维持生命和劳动。对于一个人来讲，每天大体需要1600卡路里（生存热量）来维持生存。我们把超出仅用于维持生命那份热量的任何数量的热量定义为“为了劳动的热量”。用于劳动的那部分热量，不仅仅用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劳动；任何形式的享受，从游泳、赛车到音乐表演和作诗，也同样需要热量。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最大化人口，显而易见，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必须使人均热量尽可能趋近于零。没有美食、没有假期、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和艺术。我想，每个人都会毫无疑问地承认，人口最大化不会导致福祉最大化。边沁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得出我已经做出的这个结论时，我们通常假定，获取能量正是那种无法使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原子能的出现已经引起一些人怀疑这个假定。当然，假定能源无限，人口增长还是会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弗莱姆林（J. H. Fremlin）曾风趣地揭示，能源消耗问题替代了能源获取问题。在弗莱姆林的分析中，按照假设，运算符号被颠倒了；即使这样，边沁的目标依然是不可企及的。这样，最优人口规模是小于最大人口规模，但是，确定最优人口规模极其困难。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严肃地对待这个最优人口规模问题。没有几代人艰苦的分析工作和再三的说明，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和稳定的结果。我们要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幸福，可是，什么是幸福呢？对一个人来讲，野生环境好，对另一个人来讲，供成千上万人享用的滑雪旅馆好。一个人喜爱河口滩涂，因为那里可以养育供打猎的野鸭；另一个人则乐于在那里建设工厂。我们常常会说，因为幸福是不可以比较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幸福与另一个人的幸福做比较。理论上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比较的是可以比较的。我们仅仅需要一个判断标准和权重体制。在自然中，这个判断标准就是生存。对于一个物种而言，究竟是尺度小，让它便于躲藏好呢，还是尺度大、力量大好呢？自然选择比较了这种不可比较的特性。现实的折中结果取决于自然对这些变量的权重。人类必须模仿这个过程。不用怀疑，人类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当然，是无意识地这样做的。正是在做出这些隐含的决策时，争议开始显露出来。对于未来的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可以接受的权重理论。叠加效应、非线性变化和贴现中的困难，都会成为智力难点，但是，（原则上）并非不可解决的。现在，是否有任何一种文化哪怕是在直觉水平上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没有哪种文化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当今的世界上，并没有繁荣的人口，现在或已经有一段时间，世界的人口增长率为零。已经在直觉上发现人口最优点的任何一个人，会很快得到这个结论，在这个最优点达到之后，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会成为并维持在零。我们当然可以用世界人口的正增长率作为人口规模正处在最优点之下的证据。然而，按照任何一个合理的标准，在当今世界上，大部分人口迅速增长的族群正是（一般而言）那些遭受最大困苦的族群。这个相关性令人怀疑“人口的正增长率证明人口规模正在达到最优规模”这样一个乐观的假定。直到我们明确驱散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实证人口学领域里的幽灵，在确定最优人口规模上，我们是不会取得多么大的进展的。在经济事务方面，《国富论》（1776）让“看不见的手”这个观念盛行起来，如果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一只推进……公共利益的看不见的手”，正在引导着“仅仅期望自己所得”的个人。亚当·斯密并没有声称这个判断是绝对真理，也许他的任何一个追随者也没有这样看，但是，亚当·斯密主导了一种一直以来都在妨碍基于合理分析的积极行动的思潮，即倾向于假定个人做出的决策事实上会是对全社会都最好的决策。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假设证明了我们现在延续自由放任生育政策的合法性。如果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假定人会控制他们个人的生殖力，从而产生出这个最佳人口规模。如果这个假定不正确，我们就需要重新考察我们的个人自由行为，从而发现哪些自由行为是站不住脚的。一位名叫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 1794-1852）的数学爱好者，1833年在一本鲜为人知的小册子上第一次描绘了一种前景，驳斥了人口管理上的看不见的手。我们可以称劳埃德的这个描述为“公地悲剧”，我们与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悲剧”这个词，他曾说：“戏剧悲剧的真髓并非不幸。这种悲剧蕴藏在一副不懈努力去成就事物的庄严外表之下”，怀特海接着说，“就人的生命而言，我们只能通过偶然事件去演绎这种必然的悲剧命运，实际上，偶然事件包括了不幸。正是因为这种包括了不幸的偶然事件，演绎着必然的悲剧命运，所以，逃脱悲剧命运是徒劳无益的，逃脱悲剧命运只能在戏剧中出现。”劳埃德描述的“公地悲剧”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的。画面切换到一个向所有牧人开放的草地上。可以预料，每个牧人都会尽可能在这块草地上放养更多的牛。因为部落战争、捕猎和疾病，人口和野兽的数目都低于这块土地的承载能力，所以，这种安排可能合理地维持若干个世纪。但是，终于有一天，长期期待的社会稳定变成了现实。也就在这个时刻，公地固有的逻辑无情地导致了这场公地悲剧。作为有理性的人，每一个牧人都寻求让自己的收益最大。牧人或清晰或含糊，或有意或无意地询问，“我在我的牛群里再添加1头牛，对我有什么用？”这个效用有正负两项。（1）正项是一个动物增量的函数。因为牧人得到了出售这头新增的牛的全部收益，所以，效用大体为+1。
（2）负项是新增1头牛而产生的追加过度放牧的函数。当然，因为所有的牧人分享过度放牧的后果，所以，对任何一个做决策的牧人来讲，他的负效用不过是整个－1的一个部分而已。把这两项效用加到一起，这个理性牧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再给他的牛群里添1头牛。然而，共享一块公地的每一个有理性的牧人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这就是公地悲剧之所在。每一个人都处在这样一种制度中，驱使每一个人，在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的存栏。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行为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所有的人都在奔向的那个目的地就是废墟。公地自由行为给所有人带来的是废墟。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是一个陈词滥调。但愿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几千年前，人们就懂得，公地自由行为会给所有人带来的就是一个废墟，但是，自然选择青睐驼鸟心态。即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蒙受灾难，作为社会一个部分的个人，能够从否认社会蒙受灾难这个事实中获利。教育可以抵制这种自然心态，但是，对于公地自由行为会摧毁一切的认识基础，需要在不可改变的代际演替中不断更新。公地上的自由行为会给所有人带来一个废墟，这种认识可谓老生常谈，若干年前，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莱蒙斯特的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在圣诞节采购期间，市中心的停车计费表都用塑料袋罩了起来，上面写着“市长和市议会提供免费停车服务。圣诞节之后再收费”。换句话说，市政府的官员们面对已经稀缺的空间里需求还在增加的前景，重新建立了公地制（我们觉得，这种倒退会让他们多得几张选票）。粗略地讲，也许从发现农业或发明私人房地产以来，我们就已经认识了这种公地逻辑。但是，对这种公地逻辑的认识大部分针对特定情况，抽象得不够。甚至直到最近，租赁国家西部山区土地的牧场主，一直给联邦政府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在那些过度放牧产生了土壤侵蚀和杂草为主的地方，增加他们的存栏，显示出他们对公地逻辑认识上的矛盾。另外，全球海洋继续折磨着这种公地哲学的生存者。海洋国家还在主动地响应“海洋自由”的陈词滥调。他们相信海洋有着取之不竭的资源，同时又使鱼类和鲸类濒临灭绝。国家公园展示了公地悲剧的另一个例证。现在，国家公园全方位开放，毫无限制。国家公园本身是有限的，仅有一个约塞米蒂山谷，但是，人口却似乎没有增长限度。游客在国家公园里寻找的重要特征，正在日趋受到侵蚀。我们必须赶紧放弃把国家公园看作公地的态度，否则，它们将不再对任何人具有价值。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有若干种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卖掉，变成私人地产。我们还可以保留它们公共财产的属性，但是，进入国家公园的权利须进行分配。这个分配可以用财富作为基础，通过拍卖制度来实施；或基于荣誉，通过某种达成共识的标准来确定；或通过彩票来实现；或以先来后到为基础，排队实施。我想，这些都是合理的可能选择。它们都会遭受异议，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默认了我们称之为国家公园的公地被毁灭掉。公地悲剧反向地再次出现在污染问题上。这里不是从公地里拿走什么的问题，而是把污水、化学废料、放射性废料和热废料释放到水中；把有毒的和危险的气体排放到空气中；把有碍观瞻、令人不快的广告标志塞进人们的视线中。效用的计算与前面所说相同。理性的人发现，把废料释放到公地里的成本，比先净化再释放的成本要低。因为这种情况对每个人都是事实，所以，只要我们按照一个独立、合理、自由的企业家来行事，我们就会陷入“不要脏了我们自己的窝”这样一个制度中。通过私有产权或类似的东西去避免菜篮子式公地悲剧。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周围的空气和水框起来，所以，我们要通过采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强制性的法律或税收手段，让污染制造者先处理污染物再排放的成本较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成本要低，以此来阻止污水池式公地悲剧。我们对污水池式公地悲剧问题的处理，远不如对菜篮子式公地悲剧问题的处理。实际上，我们特有的私有财产权概念支持污染，却阻止我们耗尽地球上的定量资源。河岸上的一家工厂，其房地产延伸到了河心，这家厂主很难明白，为什么搅浑流过他门前的河水并非他的天赋权利。法律总是落后于时代，法律需要精心拼接和设置，以适应公共事物的新情况。污染问题是一个人口问题。一个孤独的美国拓荒者如何处理他的垃圾，没有那么重要。我的爷爷常常说，水只要流上10英里，就净化了。当我爷爷还是个孩子时，这可能近乎事实，因为那时没有那么多的人。但是，随着人口密集起来，自然的化学和生物循环过程会日益超载，所以，要求重新定义房地产权。把污染问题作为人口密度的函数来分析，揭示了一个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道德原则，即：一个行动的道德是采用这种道德时这个制度状态的函数。因为没有百姓，所以，把公地当作污水池，在有边界的条件下，对一般百姓不构成伤害，当然，这种把公地当作污水池的行为在都市区是不能接受的。150年前，一个平原居民可以杀一只美洲豹，仅仅为了在晚餐上吃掉美洲豹的舌头，而把美洲豹的其他部分全部扔掉。这个人并不觉得这是多么大的浪费。而现在，美洲豹种群已经剩下不过几千只了，所以我们会对此行为感到震惊。顺便说一下，需要注意，人们不能根据照片去判断一个行动是否道德。我们只有在了解了一个人杀一头大象或放火烧毁草地的行动发生时的整个制度时，才知道这个人的行动是否伤害了他人。古代中国人说，“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当然，要想验证这张图，还需要1万个字。照片对改革者的诱惑就像对生态学家的诱惑一样，他们拿着照片去说服他人。但是，一个判断的本质是不能拍成照片的，判断必须用文字去理性地表达出来。道德对制度敏感，这一点没有得到大多数伦理规范编撰者的注意。“不可……”就是传统伦理标准形式，这类标准不允许特定情况发生。我们社会的法律遵循的是古代的伦理学模式，所以，我们社会的法律不是很适应于治理一个复杂、稠密、可以改变的世界。我们周而复始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用行政法规去扩充成文法。因为我们不可能穷尽在后院安全焚烧垃圾的全部条件，或者在没有排烟设备的情况下安全开车的全部条件，所以，通过法律，我们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细则，结果就是制定了行政法规。然而对此人们有着合理的担忧，其原因甚是古老——谁来监管监管者本身呢？【“谁来监管监管者本身”源于一句拉丁文谚语，“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ies?”（谁看守看守人？），出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六》（Satire VI），而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现在常用来指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腐败和逾矩等现象，提出“如何确保被委托监视着国家利益的人能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等方面的问题。——译者注】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法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人治的政府。”试图评估整个制度中道德行动的行政管理者们，通过建立一个人治的而不是法制的政府，很可能滋生腐败。禁令很容易立法（尽管不一定要强制执行），但是，我们如何给节制立法呢？经验表明，最好通过行政法规的调解来实现节制。假定“谁监管”这一担忧否定了行政法规的实施，那么我们就不必要地限制了可能性。然而我们宁可保留这一担忧，以提醒我们那些无法避免的可怕危险。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明使监管者保持诚实所必需的纠正性反馈。我们必须找到方法，使监管者和纠正性反馈所需要的权威合法化。公地悲剧的另一方面涉及种群问题。在一个仅仅由“自扫门前雪”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dog eat dog”）控制的世界里（如果真有过这样一种世界的话），公众不会去关心一个家庭有多少个孩子。生育太多的父母，因为不能适当地关照他们的孩子，只会留下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后代。大卫·拉克（David Lack）和其他一些人发现，这种负反馈明确控制了鸟类的繁殖力。然而，人非鸟，人类至少已经有好几千年没有像鸟那样的负反馈机制了。如果每一个人类家庭仅依赖自己的资源，如果缺乏远见的父母的孩子们饿死了，那么，过度繁殖会“惩罚”这个家庭；若真如此，控制家庭繁殖与公共利益无关。但是，我们的社会致力于建设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因而我们面临着公地悲剧的另一方面。在一个福利国家，我们应如何对待采用过度繁殖来保障自身扩张的家庭、宗教、种族或阶级（或任何实际上可以划分和聚集的群体）？将生育自由的概念与相信每个人对公地拥有天然平等权利的信念相结合，就是把世界锁定在悲剧中。不幸的是，这正是联合国致力于展开的行动。1967年末，大约有30个国家同意如下论断：《世界人权宣言》把家庭描述为社会的自然和基本单元。家庭规模的选择和决策必定由家庭自身做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断然拒绝承认这一权利的合法性令人痛苦；否定它会让我们觉得像一个17世纪马萨诸塞州塞伦的居民否认女巫存在一样难受。目前，在自由主义地区，诸如禁忌（taboo acts）之类的东西抑制了对联合国的批判。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感觉，联合国是“我们最后的和最好的希望”，我们不应该挑剔联合国，不应该挥舞起极端保守主义的大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所说：“朋友隐瞒的事实恰恰是敌人随手可得的武器。”如果我们热爱真理，就必须公开拒绝《世界人权宣言》的有效性，即便它是联合国倡导的。我们还应该与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一道，努力了解“计划生育—世界人口”，考察其中同样的悲剧理想的错误。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Charles Galton Darwin）在纪念他祖父那本流芳百世的著作出版一百周年时说，如果认为长远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呼唤良知来控制人类的繁殖，那将是个错误。这一论点坦率直白，而且是达尔文主义的。人与人不同。毋庸置疑，有些人面对节制生育的呼吁，会比别人反应强烈些。比起良知更敏感的人家，那些孩子较多的人家会在下一代人口总量上多占一份。这种差异会一代一代凸显出来。用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的话来说：“因为繁殖的本能，这种方式的发展会经历几百代人，但是，自然会实施她的报复，各式各样的人类避孕方式会消失，而被各种各样的人类繁殖方式所替代。”这个判断假定，良知或要孩子的愿望（无论哪一种）都是遗传的（这里的遗传仅指最通常的定义）。无论这种态度是源自生殖细胞还是如洛特卡（A. J. Lotka）所说是“不言自明”的，结果都一样。（如果对两者的态度都是否定的，那教育还有什么用呢？）以上论点是就人口问题而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任何类似情况——社会希望，为了公共利益，正在利用公地的个人能通过良知来约束自己。为了发出这样的呼吁，就要建立起一个推进消除种族意识的选择体制。一种对良知的诉求长期处于劣势地位，我们完全可以宣布这种诉求行不通；然而，这种对良知的诉求还有严重的短期劣势。当我们要求一个正在盘剥公地的人以“良知的名义”停止他的行动，我们对他说什么呢？他听到了什么？不仅是现在，而且是在深夜里，在他半醒半睡的状态下，他不仅记住了我们使用的语句，还记住了我们在他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提供给他的非语言交流的暗示吗？他或迟或早，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感觉到，他接受到了两层交流，且这两层交流是矛盾的：（1）（有意的交流）“如果你不按我们所说的去做，我们会公开谴责你没有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那样做事”；（2）（言外之意的交流）“如果你按我们所说的去做，我们会背地里说你是个傻瓜——其他人都在盘剥公地，这个傻瓜竟然羞愧地站在一边。”每一个人都会陷入贝特森（Bateson）所说的“两难困境”。贝特森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案例，认为两难困境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原因。虽然两难困境未必总是有那么大的破环性，但是，它往往会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威胁。尼采说，“一种不好的意识就是一种病。”对于希望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法律界限之外的人来说，能对别人的良心施法术是很诱人的，最上层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在过去一代人的时光里，哪一个总统没有号召工会自愿降低对更高工资的要求，哪一个总统没有号召钢铁公司兑现指导价格？我记得他们都这么做过。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语言修辞就是要让不合作者产生负罪感。几个世纪以来，尽管没有证明，却一直有这样的假定：负罪感是一个有价值的，也许甚至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成分。现在，在这个后弗洛伊德时代，我们却怀疑这个假定。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从现代角度出发说：“没有任何善良源于负罪感，思想、政策或同情也不是。有负罪感的人并不在意目的而仅关注自身，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的利益，有意思的是，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焦虑。我们并非必须成为一个职业的精神病医生，才能看到焦虑的后果。身在西方世界的我们，刚刚从长达两个世纪的“爱神黑暗时代”中走出来，这个黑暗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禁令来维持的，但是，教育的焦虑产生机制也许更有效地起到了维持作用。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在《焦虑制造者》（The Anxiety Makers）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谈不上美妙。由于举证困难，我们甚至可以承认，从一定的角度看，焦虑的后果有时是令人期待的。我们应该问的更大的问题是，从政策角度而言，我们是否应该鼓励使用一种可能具有心理致病倾向（如果不是故意）的技术。现如今，我们经常听到关于负责任的父母的话题。一些特定的字眼成了那些致力于节育的机构的名称。有些人已经提出了大规模宣传运动，把责任意识灌输给美国（或世界）的育龄人群。然而，这个背景下的“责任”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良知的同义词吧？当我们在没有实质性制裁的情况下使用责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否正在试图威逼公地里的自由人违背自己利益行事？责任是为了一个真正回报而使用的辞藻（verbal counterfeit），是试图无代价地得到某种东西。如果一定要使用责任这个词汇的话，我建议，按照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使用的意义来使用它。这位哲学家说，“责任是具体社会安排的产物。”注意，弗兰克尔呼吁的是社会安排，而不是鼓噪。做出负责任的社会安排是创造出某种约束的安排。想想抢劫银行这事儿。从银行抢钱的那个人的行为，仿佛银行就是一个公地。如何防止这种行为？当然不能仅仅通过口头呼吁他的责任感以控制其行为。我们不依靠宣传，而是按照弗兰克尔的建议，坚持说银行不是公地；我们寻求建立一种社会安排，让银行不会成为公地。由此我们冒犯了这个可能的强盗的自由，对此我们既不否认，也没有歉意。因为我们都赞成完全禁止抢劫活动，所以抢劫银行的道德规范特别容易理解。毫无例外，我们都会说“你不应该抢银行。”当然，约束也能够产生节制。税收是一个不错的强制机制。为了让购物者适度使用城中心的停车空间，我们为短期停车设置了收费表，而对超时者课以罚款。实际上，我们不必禁止市民停车，只需要让停车费越来越昂贵。这不是禁止，而是我们提供给他的带有倾向性的选择。麦迪逊大道上的人可能称这种做法为劝说；我倒是愿意使用强制这个比较坦率的词儿。对当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讲，强制这个词是一个禁忌字眼，但不必永远如此。就像某些粗话一样，毫无歉意或不带尴尬地反复使用它，那些粗俗也就挥之而去了。对于许多人来讲，强制意味着冷漠而不负责任的官僚们的随意决定，但这不是其含义的必要部分。我所说的唯一一种强制是相互强制，在大多数受到牵连的人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相互强制。我们说，我们相互同意强制，这并不是说要求我们去享用强制，或强装我们享受这种强制。谁乐于缴税？我们都在抱怨纳税。然而，我们都接受强制赋税，因为我们认识到，自愿纳税会给那些无良知的人可乘之机。我们设计制度，（怨声载道地）支持纳税和其他强制措施，以避免公地上发生令人不快的事情。替代公地的方式不需要完美，只要比较好就可以了。对于房地产或其他物品，我们已经选择的方案是私有财产制度加依法继承制度。这个系统完美吗？作为一个遗传生物学家，我不认为它是完美的。在我看来，在个人继承存在差异时，合法拥有权应该与生物学的继承完美相关——在生物学意义上更适合于保管财产和权利的人，应该合法地继承更多一些。但是，基因重组不断地嘲弄我们的依法继承制度中所隐含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信条。一个白痴可以继承百万财产，一个信托基金可以完整保存他的不动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私有财产制度加依法继承制度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们容忍它，因为我们目前不相信谁发明出了一个更好的制度。公地的替代物难以想象。不公正比彻底摧毁总要好些吧。按双重标准漫不经心地管理公共事物，是改革与现状之战的特征之一。无论何时，一项改革措施摆在桌面上，反对者总会洋洋自得地从中发现疵点。金斯利·戴维斯曾指出，信奉现状的人有时提出，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改革，这种看法有违历史事实。在我看来，两种潜意识假定中的任何一个，构成了对改革方案自动否定的基础：（1）现状是完美的；（2）我们要在改革和不改革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提议的改革是不完美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做任何事情，等待完美的方案降临。但是，我们绝不可以什么都不做。数千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行动。行动也产生了罪恶。一旦我们认识到现状处在变化中，我们就可以拿设想中所要实施的改革的优势和劣势，与现状的优势和劣势做比较，找到最佳的方案，弥补我们的经验不足。以这种比较为基础，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决策，剔除掉那种认为只有完美的制度才是可以容忍的幻想。对这个有关人口问题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最简单的总结：如果公共空间真是合乎情理的，那么，也只有在低人口密度条件下，公共空间才是合理的。随着人类人口的增加，我们一直都在放弃公共空间的一方面又一方面的功能。首先，我们放弃了公共空间收获食品的功能，农田要围起来，在公共空间中限制一定的范围，用于草场、打猎和捕鱼。这些对公共空间的限制还没有在全世界完成。之后，我们看到了，我们放弃了公共空间的垃圾处理场功能。现在西方国家一般对家庭污水排放采取限制措施；我们还在努力把汽车、工厂、杀虫剂、施肥和原子能设施所产生的污染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仍然处在萌芽状态的是，我们认识了公共空间在享乐方面的弊端。对公共场所的声波几乎没有实施限制。没头没脑的音乐，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骚扰着购物者们。我国政府正在斥巨资开发超音速客机，仅为了1位乘客在美国两海岸之间的飞行减少3小时，就要有5万人遭受打扰。广告商们污染着广播和电视的无线电波，污染着旅行者的视线。我们要对公共空间中的个人愉悦做出规定，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因为我们的清教徒遗产让我们把愉悦看成是罪恶，把痛苦（如广告污染）看成是美德吗？对公共空间每一次新的关闭都涉及对某人个人自由的侵犯。遥远过去的侵害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当代人抱怨损失。我们大力反对的是新提出的侵害；“权利”和“自由”的哭喊响彻空中。但是“自由”意味着什么？当人们都同意通过反对抢劫的法律，人们变得更自由了，而并非更不自由了。那些被公地逻辑套牢的个人，唯一自由是彻底毁灭公共空间，一旦他们看到了相互制约的必然性时，他们就可以去追逐其他的目标了。我相信黑格尔所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的最重要的必然性是放弃繁殖上的那块公地。没有工程技术方法能够把我们从人口过剩的水火中拯救出来。自由生育将给所有人带来毁灭。目前，为了避免做出艰难的抉择，许多人倾向于宣传良知和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但我们必须抵制这种诱惑，因为仅凭良心行事不仅会在短期增加焦虑，而且将在长期造成所有良知的消失。我们能够保持和培育其他更确切自由的唯一途径是放弃生育自由，并且很快做到这一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给所有人揭示放弃生育自由的必然性是教育的职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公地悲剧的这一方面终结。文献来源：《科学》1968年12月第162期，pp1243-1248
作者：加勒特·哈丁，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生物学教授
译者：叶齐茂，曾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建设部村镇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侨居墨尔本，为澳大利亚执业城市规划师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
美国民间非营利机构管运城市公共空间的模式研究